今天有幸听了湾区文化沙龙的讲座，主题是《美国建筑师亨利·茂飞的中国实践》，主讲人是来自于纽约罗伯特·斯特恩(RAMSA)建筑师事务所高级经理（Senior Associate）张博远，他拥有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是纽约州注册建筑师。
建筑师亨利·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是位美国人。他曾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设计了雅礼学校、清华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多所重要大学的校园，并主持了国民政府南京的“首都计划”，是当时中国建筑古典复兴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为什么一位美国建筑师会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建筑？他对中国建筑界做出了怎么样的贡献？听完讲座后，我想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笔记。在文章的未尾，我也将加入我自己对中国建筑的一些思考。
1914年，茂飞来到中国。1935年，茂飞离开中国。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间点。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资背景：1912年中国清朝结束，中华民国成立。在这之前，也就是清朝未期，有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对西方的传教士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当时在华的基督教差会决定调整传教重点，开始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及资金，尤其重视教会学校和大学的建设。
受教会的委托，特别是教会希望融入当时社会的要求，亨利·茂飞陆续为着一系列学校和大学建设项目进行了”中国式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
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当时的历史时期。
大家知道，中国古典建筑研究的第一人梁思成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林徽因是在1930年前后才开始系统性进行学习和研究。因此，1914-1935年亨利·茂在中国的时间，他并没有中国建筑古典复兴的前案可以参考。而校园和公共建筑的功能要求，不能再以纯古典的营造方式进行实现，比如，需要更大的体量、多层的设计、需要现代化的建筑材料代替传统的木头、需要附合隔温隔热和隔音的要求，等等。
我们在张博远的ppt分享看到，亨利·茂飞事实上曾有个Learning curve。从一开始的雅礼学校到后面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他在建筑设计和景观规划上对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把握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浪漫化“的。在没有任何参考学习方案的背景下，亨利·茂飞需要自己思考和提炼，哪些建筑上的中国元素可以被加入进来，哪些需要变通。我们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绝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讲座的结尾，主讲人张博远和我们进行了互动。他抛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新中式建筑，到底应该是“形似”还是“神似”。他认为，神似其实很难把握，因此还是需要从形似下手。因为追求神似很容易跑偏。
而我个人认为，建筑语言是可以被总结出来的，“神似”是可以被把握的。当时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贝聿铭先生的苏州博物馆，这是“神似”的一个杰作。
关于此次沙龙活动的总结至此结束。
以下是我自己的一点思考。
- 新中式建筑的中式不应该停留在物质层面中
很多中式建筑之所以不能推陈出新，是因为没有领悟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仅仅对传统元素和符号堆砌叠加，或者简单模仿，只能出来一堆仿古丑建筑，典型的反面例子是北京西客站（甚至我对RAMSA事务所在中国设计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也心存不满）。新中式建筑不应该只是物质层面的，也应该是精神层面的。
- 新中式建筑需要抛弃宫殿式的严谨与沉闷
其实这一点在生活建筑中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借着传统元素在巷、院、井、桥、墙等应用，既保持了传统建筑的精髓，又满足了舒适、便捷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在大型公共建筑中，我认为还是不够的，象苏州博物馆那样的轻盈美观又现代的中式建筑作品还太少。
- 新中式建筑的审美和我们中国人有关
可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认为，新中式建筑这一命题跟我无关啊。我既不参与设计，也没有能力影响设计。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传统元素和文化精髓是什么，那我们是可悲的，我们也不可能指望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历史和对文化进行传承。